刺客豫让的故事

刺客豫让的故事

豫让桥，在今太原市赤桥村。桥已不存，旁有祠堂，亦破败。豫让，春秋时晋国智伯的家臣。在智伯被赵襄子联合韩、魏两家杀死之后，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行刺赵襄子，不成身死。他不仅是一个忠于主人的臣子，更重要的是，他是古代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国士”。　　周贞定王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451年，一日，正是气爽天清，从晋阳城缓缓走来一队人马，上午的日光不算猛烈，然暖洋洋地，照得人却有点慵懒。路边田里劳作的人，看着这一队虽是兵卒，但却松散疲塌的人马，自然有点奇怪，有眼尖的人，看见有些兵士背着弓箭，有些还拿着网、笼之物，便说，看来，是毋恤大人要打猎去了。　　这位毋恤大人（在史书中被称为赵襄子）正在队伍中的一辆车上，扶轼斜立，闭眼假寐———他确实可以享受这样的闲适。去年，曾经几乎把他逼上绝路的智瑶（在史书中被称为智伯、智囊子），被他联合韩、魏两家使计除了，智家的土地也被他们三家分了，再加上原来就有了的中行氏、范氏的地盘，实力比别的诸侯已经不差了，虽然名义上，他还是晋国的臣子，但即使是别的诸侯，也知道赵家成为诸侯，不过是迟早的事罢了。　　这队人依然缓缓走着，马上便要走到一座桥上。毋恤看着这桥，想着：“这桥下的渠还是那智瑶为淹我晋阳而挖的呢，可惜现在他的头颅都被我漆成了饮器。他智家煊赫一时，如今都烟消云散了，用不了几年，谁会记得他呢？”寻思到这儿，他喃喃地道出了两个字：豫让。　　豫让，本是智瑶家臣，之前在中行家和范家都呆过，两家灭了之后，就来到智家，深受智瑶宠信。智瑶死后，豫让逃至深山，风声一过，一门心思只想为智瑶报仇，隐姓埋名来到赵毋恤府上做了杂役，一日，终于被他逮到机会，差点刺杀成功。幸亏赵毋恤机灵，突然心念一动，察觉不对，抓住了他，然而怜他一点对旧主忠心，没有难为他，放他走了，可是像他这样的人，难道不会再来行刺？　　突然，载赵毋恤车的马突然像受到惊吓一样，不安起来，急得御者又是扯辔，又是大声呼斥。赵毋恤脱口而出：“豫让！”身边的士卒不明就里，面面相觑。正在这时，从桥下跃出一条黑脸大汉，手握长剑，不由分说，直奔车驾而来。有反应快的兵卒，一边大叫：“有刺客！”一边抽剑执戈，迎上前来，与黑脸大汉缠斗。那大汉甚是骁勇，转眼间，就放倒了三四人，口中兀自呜呜呼喝，越发接近赵毋恤的车了，然而涌上前来的兵卒越来越多，任他再勇猛，总归落了下风。渐渐地，他被围在了很小的圈子里，终于，一时不慎，手中的剑被打落在地，顿时，几把剑搁到了他脖子上，那大汉长叹一声，垂下头去。　　赵毋恤看那大汉身形，分明就是豫让，然而看面容，却陌生得很。于是使个眼色让身边的人去问问。那大汉也不辩驳，径自承认自己便是豫让。赵毋恤脸色一沉，说：“你曾为中行氏、范氏家臣，怎么不见你为他们报仇，为那智瑶，却缠住我不放？”豫让声音低沉嘶哑，回答说：“之前他们待我像庸常之人，我便用庸常人的行为对待他们，可智伯，对我恩宠优渥，以国士之礼待我，我自然要表现得像一个国士。”赵毋恤微叹一声，说：“话虽这样，我容你一次，但可一而不可再。你为智瑶做得也够多了，你好自为之吧。”豫让说：“今日之事，我早有准备，但是事还没成。你上次赦我，天下人都称道你的宽宏大量。我现在有个请求，请你把衣服给我让我砍斫，也算我报仇成功吧。”赵毋恤答应了他，让身边的人把衣服挑在戈上，豫让捡起长剑，连连跃起，刺了三剑。大喝一声：“我对得起智伯了。”随后，立即伏剑自刎。　　他死的消息传出以后，晋国的人都为之涕泣。每每有人再路过那桥，必有人指着桥跟他说，看，那就是豫让死的所在。久而久之，那桥便被称之为“豫让桥”了。　　豫让桥被埋到地下，但传说却长久流传　　转眼两千多年过去了。　　2005年6月18日，怀着对那为古代刺客的好奇和敬意，我又翻阅了关于豫让的记载。他不是个成功的刺客，但却是个伟大的“国士”　　用“忠诚勇敢”来形容豫让，固然没错，然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豫让是一个让人难以言说的人，对于他的行为，我一直很困惑的。他曾经在其他人手下也干过，那些人失败后，他并没有去为他们做过什么，心安理得地又跑到别人的门下，惟有在智伯死后，却一门心思替他去复仇。一次不成，又来一次，隐姓埋名，混迹贱役，漆面吞炭，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甚至他的朋友劝他说，你可以假意投靠仇敌，他一定会重用你，这样你行刺不是方便得多。对这样可操作性极大的建议，他不采纳，认为怀着二心去投靠人，本身就是不忠不义，依然要用他极难成功的方法，真是很难理解。怪不得明朝方孝孺也是大忠臣的评价说：“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我认为，豫让没有为智伯提出好的建议阻止他走向失败，不能说是一个称职的臣子，在智伯失败之后，才去替他报仇，明显是“钓名沽誉，眩世炫俗”，也许真的如同他所说，但豫让却又自己的理由———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待人。就算是钓名沽誉罢，但肯牺牲生命去钓名沽誉，这个“名誉”以及名誉代表的道义在他心中一定很重要。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描写的五位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他们的相同点自然很多，如同司马迁自己评论的“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只要认为自己所为是大义所在，就慨然赴死，且视死如归，用句古话说：“是千载以下，仍凛凛有生气。”不过，如果细细分辨，他们仍然很有不同，曹沫特别一点，他本非刺客，他是将军，因为战败失地，不得已才劫持了敌国君主，干出了刺客的事，而专诸、聂政、荆轲，应该是市井游侠，被具慧眼的人从下层提拔，感人知遇之恩，才愿意赴死不辞。还可以这么说，他们都是政治斗争的棋子，人家找他们，本来便是让他们干这种事情，而豫让，刺杀赵襄子，却是在一场政治斗争已经结束，或胜或败都尘埃落定，作为失败一方的家臣，主动去为自己主人报仇。他的主人并未安排他这么做，他可以不这么做，可是他选择这么做，这样的选择，格外耐人寻味。　　一个人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在于他的选择。时常听人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难就难在多了一种是生是死的选择。也正是在这样的选择中，说明世界上必然会有比生命更宝贵、更值得珍惜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比动物更高贵，也体现在这种选择中。也许，在今天看来，豫让所甘愿献出生命的信条已经又有点不合时宜，但他不肯苟且于世、不避危难的这种精神，却应该看作是对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张扬，是对所谓宿命的抗争。也因为这样，我以为豫让在五个刺客中不是最知名，但却是人格最高、最能体现现代人性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