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当年的大佐相当于我国军队的什么军衔?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联队”是二战日本陆军单一兵种的最大编制单位, 而其上所有的旅团、师团、军、方面军、总方面军等建制,都可以视作诸兵种合成部队。由此,认真研究二战日军陆军将领队伍,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1000多名日本将军,都有担任过步兵或者炮兵联队长的履历。
(日军大佐剧照)
而步炮兵联队长的标配正是大佐军衔,足见大佐军衔和联队长军职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细看“二二六事变”等日本电影,你还会发现早期日军的领章上有数字符号,比如“3”的金色标记,注意那不是师团番号,因为“二二六事变”的主体是东京第一师团,那是联队番号显示,道理很简单:师团属联队是可以调入调出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但联队一经组建,除非整个部队番号撤销,否则基本维持编制不动。所以鬼子天皇才只授予“联队旗”,你肯定没有听说过旅团旗、师团旗吧?道理就在这。整个抗战期间,我们只在滇西战场全歼过日军两个联队,逼得鬼子在覆灭前焚烧了联队旗,缴获的干脆一面都没有。
正因为如此,大佐虽然在军衔对应上与“上校”类同(佐官三级对校官三级),实际重量要等于美式军衔的“准将”和苏式军衔的“大校”,是日本军官升为少将的重要节点。尤其是日军二战期间只设置了少将、中将和大将三级将官(元帅并非正式军衔,荣誉称号而已),更显得大佐的“含金量”较高。
关于大佐军衔的职务、待遇和权力,之前有过几次专答,本文着重介绍下日军参谋体系当中的“大佐”。众所周知,日本陆军的“军政”和“军令”体系是分开的,所谓的“军部”泛指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合体 ,陆军省负责平常“养兵”,而参谋本部专司战时“用兵”,因此在战争期间,参谋本部的权力明显偏重。
而日军各部的参谋长、参谋就属于参谋本部系统,参谋长领导的参谋团队只对上一级参谋单位负责(还有负责情报、后勤的参谋),同级军事主官对参谋长没有任免权,这就造成了参谋团队的飞扬跋扈和独断专行。日军在联队级别不设参谋长,所以“联队参谋”的权力多多少少受到抑制,但问题在于,大佐级参谋军官位置非常敏感。
日本陆军早期的步兵旅团参谋长、师团参谋长、军级作战主任参谋、方面军高级参谋、总军的作战参谋,绝大多数都是大佐军衔,同时包括参谋本部各二级部的主要“课长”也是大佐衔。这些家伙在参谋体系相对独立的体制下,掌握着日军主要的战役拟定权和作战指挥权,因此直接影响着战争走向,其危害性是不容忽视的。
也就是说,这些个大佐级参谋军官可以制定战略、策划战役和监督战斗,渗透到日军作战的方方面面,远比大佐联队长的破坏性要大。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元凶,罪行最严重的其实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进攻北大营的不过是日军一个步兵大队,而调动整个第29联队攻击沈阳城的,正是假借“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的板垣。
什么土肥原(大佐)、石原莞尔(中佐)、花谷正(少佐)虽然都是策划者,但都不拥有调兵作战权,而板垣征四郎的身份就可以,之后命令也得到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追认,于是我们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就开始了。同样,板垣的前任河本大作,也是大佐军衔,正是他策划实施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大帅作霖。
在实施暗杀的过程中,河本大作可以从关东军以外的部队借调爆破专家、可以调动警备队进行现场封锁、可以准备敢死队准备二次攻击,甚至可以动用情报部门准确掌握张作霖的行程,一个大佐高级参谋的能量可想而知。而挑起“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这一批大佐或者中佐军官,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大部分都成为了将军,板垣就出任过第五师团长乃至陆军大臣。
所以说,大佐这级军官在抗日战争中扮演了极为重要和不光彩的角色,一般而言,完全可以成为沦陷区中型城市或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也可以在日军旅团、师团和军级部队的作战中“当家做主”,是不容忽视的职务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