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把西厢记叫做花间美人？

为什么把西厢记叫做花间美人？

明代戏曲理论家朱权誉之为“花间美人”,所谓“花间美人”主要赞叹《西厢记》情节的曲折和文词的优美.　　这位花间美人所蕴含的风韵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西厢记》的风情之美,表现为对生命张力的情感认同。《西厢记》对生命力的肯定与提倡,具体说就是对青年男女自由爱情、两相结合的肯定与讴歌,这种肯定与讴歌,不能不说有草原文明的滋润与哺养。自宋以后,程朱理学逐步占据了文化的统治地位,在爱情婚姻问题上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相较于程朱理学,蒙古贵族其时所体现出的草原精神,则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力,那就是敢于真诚地直面生存、直面欲望,少虚伪,少造作。成吉思汗曾训示诸将:“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战胜敌人,夺取其所有的一切,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史集》)。　　王实甫虽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与熏陶,但他深刻体会到草原文化中那种作为人的旺盛的生命力与活力,这种生命力在汉民族文学中的唤醒且成为“一代文学”元曲的主旋律,是两种文化、两种文明彼此交融结合后开出的绚美之花。王实甫以他的生花妙笔,在《西厢记》中热烈地讴歌与赞美青年男女的自由爱情,曲中如“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等等,都是流传久远脍炙人口的曲词,不但如此,王实甫还从文学角度描写了青年男女两性美好的结合。郑振铎《文学大纲》指出,此前的小说、戏曲,“似这等曲折的恋爱故事,除《西厢》外,中国无第二部”。可见《西厢记》的伟大与创新。　　二是《西厢记》的风化之美,表现为对亲情伦理的理性尊重。强调人伦关系,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涵之一。《西厢记》不回避矛盾,不回避斗争,但如何处理矛盾、如何斗争,先进如何改造落后,则是是否构成和谐的重要标志。　　草原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活力,但其野蛮性、落后性也时时得见,汉文献所载之“烝母报嫂”(和母辈嫂辈的乱伦之行)等,都很原始也很低俗。对两性爱情,王实甫很开明;对人伦礼节,王实甫则很重视,这是他对中原文明的提倡与弘扬。俗语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天下哪有不疼爱自己子女的父母?是所谓养育之恩难报。因此,观念正确也罢、错误也罢;进步也罢、落后也罢,子女对父母首先要存有一种理解与感爱。爱情是美好的,父母之爱也同样值得人们讴歌。此前的“西厢”故事存在些不协调的音符,如《董西厢》谓莺莺之父亡故不到一年,与母扶柩归葬,路阻于普救寺,后感张生救护之恩与之相恋,私下结合,此情境下的恋爱,终是有种不够和谐之感。王实甫把此情节改为二十七月禫祭(守孝结束之前的一次祭祀)后发展,这是他的细心之处,使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更合于人性,更符合人情之常。《西厢记》的和谐美,植根于对人物性格的深刻理解。许多家庭问题、内部矛盾不以白热化方式解决,是有利于增进人们之间的理解与情义的。后来,在争得两相爱悦的婚姻后,张生听从老夫人的安排,割舍下两相缱绻之情,旋即入京赶考,追求自己的梦想,这不是妥协不妥协的问题,而是对一位母亲的尊重与理解。这种尊重与理解,体现的正是当时情境下的一种和谐的人性美。老夫人最后对张生的认可,不正说明观念落后的母亲也是可以改变的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斗争、革命的终极目的并非是消灭某人,而是改造某人,使之产生进步文明的观念。　　三是《西厢记》的风格之美,表现为对雅俗结合的语言追求。古代实行愚民政策,百姓文化素质低,但他们同样需要艺术,理解艺术。《西厢记》的俗,表明她是民众的艺术,是人民的艺术。俗,是元曲的本质特征,也是《西厢记》的本质特点;俗,就是自然,就是真实。王国维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宋元戏曲史》)元杂剧从总的倾向而论,可以说无不通俗自然,相对于元曲之俗,《西厢记》则显出她的雅,在元曲中独树一帜。所以,吴梅说《西厢记》开元曲“研炼艳冶”一派。　　《西厢记》的雅,体现的是作者对普通民众艺术需要、艺术理解力的肯定与尊重。王实甫不媚俗,在艺术享受中,满足了大众文化品位提升的需要。元杂剧在大俗中寄予着作者的理想、感慨,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但在通俗自然中,融雅于俗,注重对大众文化品位的提升,这在当时不甚重视文化的蒙元一代,更需独具慧眼与卓识。　　明代世风转变,强力恢复科举,借复兴文化实施文化专制,后代有许多人对王实甫“雅”的肯定,实际上只是士大夫之“雅”,与王实甫之“雅”有质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但不管怎样,任何时代,任何朝代都应该提倡文化与文明。注重人类自身文化品位的提升,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蒙元贵族对元曲、中原文明的肯定接受,证明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