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的婚姻状况

凯丰的婚姻状况

1930年与廖似光（1911—2004 原名廖娇）结婚， 后离婚。1948年8月，东北解放，廖似光以“劳动者协会”常务理事的身份出席了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当选为全国执行委员。从延安随凯丰到东北的秘书李士彬，回忆说，尽管她和凯丰早已解除了夫妻关系，但她与先期到达哈尔滨的凯丰还是以同志相称，互相嘘寒问暖。凯丰后与王茜结婚，王茜原名房纪，曾与陈辛仁有过一段婚姻。

在陈辛仁的回忆录里，和后来有些人的文章里，用了凯丰有了新欢“； 因王茜后来得了神经病，说凯丰在娶赵淑璧之前，散布过”王茜已经 死了“的话；还以凯丰”移情别恋、薄情寡义“等语言指责凯丰。替陈辛仁思考，这话可以理解，但对一些不知内情的同志的文字表达，却值得商榷。战争年代，居无定所，尤其是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许多时候往往是身不由己。王茜进入中央机关，肯定不会是个人行为，宝鸡离延安还有很远的路程。凯丰与一个基层普通干部王茜肯定未曾谋面。在那个特殊时期，她能调到中宣部工作，肯定经过组织的反复挑选。进入延安，据当时担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的李耀宇在《一个革命者的私人记录》中记载说：“作为中宣部的研究员，王茜钦佩他（凯丰）的革命经历和学识，加上两人有共同语言和兴趣爱好，才日久生情的。”这话说得公允。

凯丰从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回到延安，担任中宣部长时，正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又发生了皖南事变的特殊时期。这时，正被毛泽东重用、日夜操劳着整风运动和对外宣传工作的凯丰，迫切需要一位有较高文化知识、有共同语言、能理解支持他工作的帮手，这一切，王茜已经具备。而第二任夫人廖似光，尽管革命资历长，与凯丰有过同生共死的战斗生涯，经历过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但她的文化水平可能不及王茜，性格也有很大差别。她很可能不愿老待在凯丰身边，做些文件、信函的收发、整理、誊抄工作。加上王茜和陈辛仁分别四年之久，“不知音讯”，“相见无期”，因此造成王茜与凯丰的重新组合，确有其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