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的人物争议

翁同龢的人物争议

翁同龢的一生，除了书法外，一件是中日甲午战争，一件是百日维新运动。 翁同龢在清末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翁同龢与李鸿章之矛盾，历来为学人解读不一。

翁、李矛盾之实质并非徇私

翁同龢，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为晚清清流派领袖。在道、咸、同、光四朝，翁氏几代累任高官。其父翁心存、兄翁同书皆为晚清重臣，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更为两朝帝师，时称“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咸丰九年（1859年），翁同龢长兄翁同书为安徽巡抚，时定远为捻军和太平军围困，同书弃城。次年，寿州团练苗沛霖因与其他团练仇杀而背叛攻寿州，同书允其请，恕其前行，更以其仇孙开泰、蒙时中首级交付苗氏，结果苗仍反悔不降。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具折严劾，谓丢失疆土在先，受贼玩弄继之，奏折中更有“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句，笔笔刀刃，架当今于大义，置同书于不覆，具折人即为李鸿章。依大清律，同书被定“大辟”（斩首），实判流放西北，三年病死。翁心存亦急病死。有人便据此推测翁同龢与李鸿章同朝为官，“徇私报复，倾陷排挤，无所不用其极”。更有将翁、李二人政见不同归为私人恩怨，将民族大义无端庸俗化，进而捕风捉影，将莫须有之军费问题说成战败理由，把罪责推至翁同龢身上，此种评判实在牵强附会，不负责任，显有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之嫌。若照此逻辑推测，凡同朝为官者，其先人、家人中有为对手所参而致政治落马的，为避嫌计，其人便须终身唯对手马首是瞻而亦步亦趋，对手正邪是非一概弗论乎？其论言出无据，极类街谈巷议，无事生非，以讹传讹，实为史家大忌。

翁同龢和李鸿章有隙，其实质是政见之不同，翁为清流派领袖，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形成与后党抗衡的帝党集团，李鸿章则为后党重臣，翁、李之争，说到底是帝、后两党政见之争。再说翁同龢六十年为官，终其一生所涉重大事件，除开甲午战和之争另述，有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为晚清中国法制体系自我完善之典范；有支持盛宣怀（盛为李鸿章亲信旧属）等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其主持之户部拨银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该行，为中国通商银行最初营运资金；更有：康梁等维新主张亦皆由翁氏极力向光绪推荐，并从户部拨银1500两作为强学会活动经费，又密奏光绪“教育为自强之本，未可遏阻，使天下寒心”，复亲自起草成立京师大学堂的奏章，主张废除科举，开经济特科，采纳康有为等汰冗员、停捐纳、修则例、裁绿营、练新军、办学堂、荐人才、修铁路、开银行等十二道新政，自是打开晚清政改新局面，翁本人更代光绪拟《明定国是诏》，是诏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颁布，掀开戊戌变法一页。

甲午战事与翁、李之争

甲午翁、李之争。仍从翁氏作风讲起，昔年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章节，第一次进讲《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翁即反复阐述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之后，又讲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迹，以史为镜，借答两太后提问，指陈时弊，提出对策，直言进谏，为当朝少见，可称直臣。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亲政，翁仍赴毓庆宫书房授课。此间翁不断向光绪呈送西学著作，并与光绪讨论时政，直至引起慈禧和帝党疑忌，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被慈禧下令裁撤光绪毓庆宫书房。翁氏行迹，可称贤臣。今人有论，谓翁同龢当年急欲挫败李鸿章，是以拼命主战，将抗击外敌诬为廷臣内斗所致，其论荒诞而不经，不但于翁不公，于李也不公。可以断言，主战与主和，皆是出自国家利益，政见不一，不能形成合力，这是历史的遗憾，而民族的不幸，又属必然。

甲午战事既开，中方屡战不胜。慈禧惊惧，乃令翁同龢“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据清人胡思敬记述：当翁问及北洋舰队接战事，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良久，反诘道：“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对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愤然答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纪检官员）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于是，后人（包括胡思敬）又拿此来做文章了。其实，翁氏确以财政困难为由，限制北洋水师经费支出，且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二年。然翁氏治户部，经费支出需统盘考虑，这是常情常识，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事为光绪十三年（1887年），其时为堵黄河郑州段决口，乃将《海防事例》改为《郑州事例》，一面是海防，一面是民生，孰轻孰重？郑州工程结束后，总理海军衙门和李鸿章本人均未及时提出购买新式船舰，及至甲午战事起，翁氏即令户部拨银650多万两支持总理海军衙门购买新式船舰。而李鸿章之淮军所存银钱800多万两并未用于甲午战事，可见淮军兵败并非军费所致。若诚如胡思敬所言，有鸿章反诘翁氏事，当属情急搪塞之词，鸿章之机变口才可知。故将甲午战事中北洋水师及淮军败绩归咎于翁氏长期克扣及拒绝给鸿章拨款所致，实属荒诞不经之至。

顾视翁同龢平生经历，自非长于军事，李鸿章长期鼓吹北洋水师实力，翁不知底里，自是深信不疑，曾与王伯恭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及至屡战不胜，方起疑窦，于离津前令其姻亲、时任长芦盐运使季邦桢将北洋水师“将士之贤否，军报之虚实，器械之良窳”实情相告，故可以相信，翁同龢极力主战，正是出自对清国海军力量的自信，而与其一贯清流派思想相合。